去年岁末，有感于中国历史新知的疏离，在群里向同行求助推荐此领域的新出“经典”，《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许倬云著，湖南人民出版社）赫然在列。本著，由台湾汉声文化公司策划，初版于年，定位于写给年轻一代的历史普及读物。
有关许倬云的著述，数年前曾购得《历史大脉络》一册，一翻之后，束之高阁。不是看不上，而是因为可读之书太多，一念之间中，它被比选下去了。
然而，这一本《万古江河》，却不是拿起就可轻易放下的著作。关于中华文明的流畅叙述，在书中几乎一气呵成，没有了过往阅读中征引夹杂其间的隔断感，晦涩难懂之处也鲜有呈现。许先生前言中阐明：
“今日读史的读者，不同于旧时，在这平民的时代，大率受过高中教育以上者，都可能对历史有兴趣。他们关心的事，当为由自身投射于过去，希望了解自己何自来，现在的生活方式何自来。”
大跨度从文明史角度解读中国文化的源起和归流，不时穿插比对与中国同一时代的包括罗马帝国、波斯帝国、突厥政权、蒙古政权，甚至晚近西班牙、英国，总在不经意地引领读者把埋首的眼光从中国的广袤大地抬起，遥望整个的全球，特别是北半球全部的相对时空，总能读者的视野更辽阔。
远古的中国、中原的中国、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这样的展开，如作者说，书中的中国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概念，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圈，一个文化的源流，其终极的主旨回归，在于：
“回顾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最可注意的是兼容并蓄的胸怀。哪怕遭逢外来异质文化，也常常能够吸收其精华，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即使一个思想体系趋于独断以致僵化时，也常有内发的修正，使中国文化有更新的机会。”
“本书是为这一代中国人撰写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及对于这一过程的解释。”
作者也解释了，书的封面为什么是黄河的图案呢？这，不仅于中华文化的发源相关，更与其一路流向的变化、曲折和终归文化大海的乐观的展望有深意的关联。经查阅，此书封面图案的出处，来自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清代《黄河图》的局部。
“黄土中国与长江中国，一硬一软，一方一圆，一绝对一相对，这两条路线的交织，使得中国思想既能谨守原则，又能应付时代的变化。正如北方的石刻和南方后来发展的水墨画，既有具体的写实，也有抽象的写意，相互交织成既复杂又丰富的艺术传统。”
作者的笔法，也出奇地与江河流淌的节奏和旋律相似，由深远的山中，顺延山川的泽被，奔涌、潺流、回旋、激荡，总是时时能够引读者入胜。
而我在阅读历史著作的经历中，有个偏好，多年不改：无论开篇时，还是掩卷日，终要把那作者的“英雄来路”一探个究竟。根据流传的段子，这可能正是钱钟书先生讨厌的，我要认识下这只蛋的到底是哪一只“母鸡”？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年7月出生。无锡辅仁中学毕业。“辅仁”之意，出自《论语·子路》。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许先生回忆，当时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抱着服务乡里的理念，在教学中多采用孔子倡导的启发式。年底，高中尚未毕业，因众所周知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家庭背景，许倬云随家去台。抵达台湾后，许先生不出意外地考取了台湾大学外语系。然而，不出两三周，时任校长傅斯年找到他。傅校长看到了阅卷教师推荐来的考卷，许倬云的数学是满分，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也令人印象深刻。傅校长开门见山：“你应该读历史系。”许倬云后来回忆，当时，傅校长勉励他：“你好好读历史系，将来你到史语所来帮我。”转到历史系就读后，许倬云遇到了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大师”的多位师者，如考古学的李济——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之一、主持河南安阳殷墟早期考古发掘的主要学者；古代社会史的李宗侗（玄伯）；商周的甲骨文董彦堂（作宾）——与李济同为史语所的重要骨干。其间，许倬云曾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夺得第一名。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史学系后，许倬云继续在校攻读硕士，并在史语所兼职，年获文科硕士学位。此后，许先生又入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得益于芝加哥大学特殊的学制管理，许先生和其他许多学生一样，自行设计自己的课程，他的选课范围宽泛，包括了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获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遗憾的是，傅先生于年12月20日因高血压发作早逝，享年54岁。年，许倬云回到台湾，在史语所正式任职，同时在历史系担任教职，直到年赴美中止。年许倬云担任台大历史系主任，时任校长钱思亮。在台湾中研院兼任工作期间，王世杰接任突然辞世的胡适，出任院长。王世杰是中研院的院士，也是国际法的专家，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他领衔创办了武汉大学，也是国立武汉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后来，王世杰在国民政府工作，一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年，许倬云赴美国匹兹堡大学，从访问教授做起，直到今天为终身教授。年，许倬云当选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九十年代以来，许倬云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历史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中国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有“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
在匹兹堡大学任教期间，许倬云曾经教过一个后来在中国非常著名的学生，就是英年早逝的王小波。他还是著名华人流行音乐人王力宏的舅公。关联起来想，一直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台湾音乐人王力宏演绎《龙的传人》一曲成名，是不是也因了家族的文化浸润呢？
近年，为提升“整本书”阅读自律，也为在今后教学中征引方便，渐渐形成了抄书习惯。具体做法是，每读过全书的一部分，即回头将其中自认为有启发价值、有加深认识必要以及可能将会征引的段落，成段抄写。这相当于曾国藩“结硬寨，打呆仗”的湘军战术，实践证明，对推进阅读有效。
年《万古江河》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给新生。邱勇校长寄语：“从文化历史中汲取力量”
山水相间的中国大地之上，农耕文化为主的生产方式，其对物质化财富追求的标志，哪怕是象征，也是与山水相关的，如大地深处的黄金占有欲望，以及海边居民对玉石的膜拜。
“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发展出了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玉石文化。玉石和中亚的黄金最终成为中国人最爱好的两种艺术品和有价饰物，这一现象正象征了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在中国的融合。”
中国文明源，自内陆向外界扩展，最初对外的联络，虽然有水陆两途，但相较于涉入深远未知的海洋，从安全可见和交通工作与生产技术出发，还是陆路为主，于是，总体向西寻找成为第一个选择，海洋的连结则在其次。
“中国走进世界的中国，这一地区（东南）是历史上空前重要的楔入点。若与西北的出入品（丝道）相比，东南沿海地区毋宁是中国走向近代世界的联结界面。”
在向西交往的历史过程中，中国输出物产，却没有输出更多的文化观念，这一段描述，这一点引人深思。而中国文化观念向东和向南的传输，由于地域的局限，止于西太平洋。
“中国的丝帛西运，西方的宗教东来，佛教、祅教……都从这一条通道传入中国地区，也再转输到东亚其他地区。中国获得了贸易的利润，然而西方思想的刺激，更为深切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
作者说到的下面这个观点，颠覆了我们的常识。“安土重迁”，已经厚植在基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内核里了，然而从历史的长远看，作者却认为中国其实是一个移民社会。
“反观中国的地理条件，是无比多元，有沙漠、有草原、有黄土、有丘陵、有湖泊、有河流、有高山，每一个地区都孕育出它自己独特的文化，吸引了不同的人群在各地落地生根。可是，细看中国的历史，没有一个地方的人群是真正的安土重迁，一波又一波大小移民潮，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不断地彼此混合与彼此影响，终于同化成一个大同小异的中华文化。”
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表现为，即便远离家乡千万里，仍然保持着与故乡故土从情感到物质的关联。“安土重迁”的另一面，就是“衣锦还乡”。联系我们的现实生活，也确实是这样，举世所见，华人有一个千年不变的聚居的生活习惯，这一点通过海外华人生活的名为“唐人街”、“中国城”的长久存于成，也可知。但是无论天涯海角，华人之间，总是在联系。即便在今天，哪怕政治立场迥异，但其间的联络也是从不间断。
在一本名为《能力陷阱》的管理学著作中，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引发我的思辨性考虑：迁移到我们的认知，如果不假思索，我们日常得出的一些先入为主的结论，往往会固化我们的思维，局限于别人结论的思维结构时。例如，中国古代史经常遇到的“重农抑商”、“闭关锁国”和落后、分散、封闭这类似乎定性的概念，其实在历史的具体时空里，也是因时、因地、因事而异的：给我们的启发是，少做简单粗暴地断言或定论。
“中国的世界既封闭又开放，各地区之间看似分隔，实际上却又联合。”
许倬云同样没有肯定“夏”的清晰存在。关于中国文化的出现，许先生基本是从商说起的，理由非常简单，有殷墟考古印证，尤其证明此时有文字出现。这不由得引发我们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尴尬结局的感慨。该项课题首席学者李学勤先生已逝。
“中国文化终于涌现了。由商到周，华夏文明体系逐渐明朗成形。更重要的是，中国文明思想体系，亦即北方的儒家与长江流域的道家，两者相互交流影响，形成中国型思想的核心。许多有关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的概念，在此有了明确的界定。”
对周的大加肯定，倒是与我们使用的教科书观点一致，这是因为周代的制度以及背后的文化伦理延续影响着历史的未来。其后的孔子为代表的总结发扬，也是功不可没。
“周代的建立，并不只是后世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朝代递嬗，也是整个文化体系与政治秩序的重新组合，并且从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些基本特色。”
“西周文、武、周公、成、康等几代统治者，不断分封自己姬姓亲族、同盟的亲戚姜姓，以及一些结为亲戚的东方贵族，建立封国。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仪，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等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
许倬云与王力宏
中学历史教科书记述重要历史人物时，习惯于给他们确定一个身份，如没落贵族、代表着奴隶主得益、资产阶级维新派等。对于这些概念带来的理解隔膜，教师们往往视而不见。进一步言，激进、保守、革命、改革、左、右、极左、极右等这些高度概念化的词语，出现在教科书的关键知识点中。这些“帽子”和“大词”，消解汉语的丰富内涵，又未曾给予如此界定的历史渊源和分析，然而却三番无次地呈现在考试的答案环节，成为历史教学中人为的教学难点。这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封建”一词的古今语境中完全不同的含义。客观地说，这也是历史教师在现实的备课环节要给予合理的历史解释的必备的工作环节。举一个例子，如许先生如下这样的交代，孔子的当世位置，可能就相对清晰一些了。
“孔子就是这一类失势贵族的一分子。他的七世祖是宋国的正卿宰执，六世祖是宋国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流亡在鲁国的父亲不过是以武艺勇力著称的武士。孔子自己是庶出的孩子，只是鲁国的‘士’一级人员，位置在官民之间。孔子一类人士，不再是统治阶层一员，却又娴熟贵族的文化。”
论及中国文化，无论如何表述，这样的事实难以颠覆，孔子是代表，儒家主张是基本。然而，孔子的思想，却是历史回溯中的寻找和发扬。
“每个文明系统都会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文明体系里，孔子的思想是中国型思想核心。其实，孔子学说也不能全是从孔子时代开始的。回溯到商、周交替之际，一个文明较高的商朝，被文明较低的周朝所取代，这件事情本身必会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反省。”
“‘天命’的观念帮助周人肯定了自己的统治，也帮助周人说服了许多商人的后代与他们合作，将商周文化体系扩张到整个中国北方。《易经》是一本占卜的书。《易经》卦辞、爻辞的解释，即现在所知的易传体系，似乎是在商周之际完成的。《易经》中所谈的命运，不完全是盲目的，人类本身对自己的命运有相当程度的掌握，人类自己所做的种种抉择，会改变命运的发展方向。这个观念与天命具有道德意义是相互配合的。”
从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来看，周代其实成功地尝试建立了一个相对于前较为庞大的统治阶层，例如分封的对象包括了先代的贵族，即是对过往和既得利益者的一种承认和追认，而宗法制又从人际的自上而下建立了一个等级化、秩序化的网络和相对清晰的层级。这种统治体系，或基于利益的获得，或基于地域和资源的占有，或基于血缘和亲情，形成了一个家国一体的最早的同心圆。
至于建树人类自身的理论体系，在寻找权威来源方面，东西方都是一致的，面向大自然的神秘力量，面向神灵。
如今我们看到，是先有人才再有神。先有人对于神化的需要，再有神化的现象。真的不是先有神后有人。所有的神，都是人基于人格的主观想象。人是“存在”，神是人格化的“不存在”。
1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http://www.liyangshizx.com/lysmj/767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