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娟，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小人物与大历史 ——读《王氏之死》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因为视角另辟蹊径，也没有中国学者对时局的顾虑，加上语言使用上的习惯不同，读来往往令人耳目一新。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就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超乎寻常的叙述方式在史学界独树一帜。
史景迁，原名乔纳森.斯宾塞，汉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年，出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史景迁”这个名字，是他在耶鲁大学读博士期间，一位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给他取的，寓意景仰、效仿司马迁。司马迁的《史记》叙事生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景迁的著作受司马迁影响很明显，兼顾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史料运用既驾驭得当，文笔行云流水。这一点，在拜读了史景迁的代表作《王氏之死》后，感触尤为深刻。
“大历史”也可以迷人
史景迁的著作，文笔优美流畅，使人印象深刻，书中所描绘的历史场景、历史人物几乎呼之欲出。叙述先从年的一场大地震开端，接着浓墨重彩地描述战乱、土匪、自然灾害、官府的压迫，通过细腻生动的笔触，作者把三百多年前山东地区的乡村生活鲜明地铺陈在读者面前。清朝初年，山东临沂的郯城县，具体在年到年。经过明清之际的多年混乱，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直到年郯城已经历了连续五十年的磨难：清军入关、白莲教起事、饥饿、盗贼、疾病到大地震，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新的王朝逐渐站稳脚跟，总体经济在慢慢恢复，并即将进入“康乾盛世”，但实际上新的政府并没有结束旧王朝统治的模式，小小的郯城百姓仍然在贫病交困的窘境中饱受摧残。曾亲历年大地震的郯城县令冯可参写道：
“（郯城）……阴风飒飒鬼神号，地惨天昏蒙黑雾，逃生逃死乱纷纷，相呼相唤相驰逐，举头不见眼前人，侧身不见当时屋……颓垣败壁遍荒村，千村能有几村存，少妇黄昏悲独宿，老妪白首抚孤孙。”
苦难如此，女性还要承受封建礼教的病态束缚。如果说生活窘迫的小人物已处于社会最底层，那么那些穷苦人家的妇女就是整个社会最低贱、最卑微的弱势群体，不仅处于所有的社会重压之下，还要继续遭受底层男性的践踏。王氏是这一时期无数悲情妇女的一个缩影。王氏作为童养媳卖给了她的丈夫，终于有一天她鼓足勇气跟随情人私奔，却被对方在路上抛弃，不得不屈辱地回到归昌老家，被她的丈夫带回了那间破败的小屋。最后的情景令人心碎。王氏在严寒的夜里，睡在丈夫新买的草席上，睡梦中醒来，是丈夫凶狠的扼杀。丈夫拖着妻子冰冷的尸体，穿过树林，把她丢弃在雪堆里，然后回家睡觉。
书中的语言描述颇具文学作品的瑰丽色彩，作者运用大量想象，勾勒人物的心理、梦境，读来很有一番魔幻现实主义的滋味。比如援引蒲松龄的作品《聊斋志异》中的片段，描写王氏在临死前那晚的梦：
“她看到冬天的山上开满了花，房间亮的耀眼，一条白色的石头路通向大门，红色的花瓣散落在石头上，一直开花的树枝伸入窗户。……”
紧接着，王氏从梦中惊醒，
“当任的双手紧紧掐着王氏的脖子时，她从床上弹了起来，但挣不掉任的手……她的双腿奋力踢打，把睡垫都踢成稀烂，她的内脏也裂开了，她的双脚把垫子下面的稻草也蹬裂了，但他一直不松手。……”
梦境中的唯美，似乎羽毛般轻柔，睁眼便是谋杀。那时正值严寒的深夜，王氏睡在这座萧瑟茅屋的冰冷草席上，面前所能见到的只有一心想要她丧命的丈夫……想来直让人毛骨悚然。这种现实与梦境的强烈对比，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文学修辞手法，用在这本史学著作中，竟也不觉夸张，反而鲜明地刻画了一个普通女性的悲惨命运，让人唏嘘。
王氏悲惨的一生在大雪中落幕了，她姓甚名谁、家世哪里我们都无法考证，只留下“某氏”这样的已婚身份，作为旧时社会无数命如草芥般的苦难百姓的象征，在社会伦理的阴霾笼罩下，天灾人祸的狂风席卷中，好像浮在一只蝴蝶翅膀上的小小尘埃，只需轻轻吹一口气，就立刻灰飞烟灭。正如史景迁自己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
“在这个案里，色彩和纹理没有消退：当它平躺在我手里时，色彩和文理反而显得更鲜明。不时地，我知道是石头本身在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
序言中写道：
史景迁最大的贡献就是“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参照专家的钻研成果，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拨开云雾见青天’，对中国的历史经历有了‘感觉’。”
其实，不只是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能够“拨云见日”，国人亦同样对自己的历史有深入的理解，也多有著述问世。出于对历史的热爱，我国的历史著作汗牛充栋，但是能真正阅读史学专著的，却只有少数业内人士。很多史学家为彰显历史科学的客观真实，研究工作以考辨史料为主要任务，著史注重对历史认识进行理论分析。结果，多数历史专著的理论性太强、太高深，实在是伤害了许多人对历史的热情。近年也出现过不少大众历史读物，但作者往往又缺少史学素养，语言描述上过于通俗，难以在学术造诣上登大雅之堂，为史学家所不屑。两种趋势，使历史与大众越走越远。尽管历史研究属于学术专业领域，但是也应具有基本的人文关怀，不能完全将文学化的叙事风格当做学术不严谨，认为符合大众的兴趣点就是降低了学术标准。依个人愚见，将对历史的热爱和研究在大众中间传承下去，也是延续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身为历史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当今，历史学术久居象牙塔，而不能走下神坛普及大众，实为遗憾。
“小人物”的诞生
该书所聚焦的是
“当时当地非知识精英阶层的老百姓：农民、农场工人和他们的妻子,这些人在困难的时候得不到社会的帮助,也没有强有力的亲属组织去投靠。”
实际上反映了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史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微观史学。与传统史学研究范式追求宏大视野和理论性叙事手法不同，微观史学把研究的视线投向历史中的特定时段和空间内的个人和小的社会群体，将他们聚焦在历史学的显微镜下，通过研究分析、放大、重现和传递普通人生活经历和精神体验，从而完成见微而知著、由特殊到一般的历史认识过程。（周兵，）
正如史景迁本人所言：
“过去对近代以前中国乡村所做的描述，不是取材于特定的地方，而是在广大的地理区域和极长的时间内搜集证据，这一过程几乎无可避免的会失去个人的特性。”
长期以来，我国关于近代社会的研究，基本着眼于广袤的地理空间和在长时段内宏观的把握，所涉及的群体也都是广义上的民众，而不是某个独特个体。即便出现了有关个别人物的研究和记录，也往往是社会杰出人物，比如皇帝、官员或者一些参加重要事件的重要人物等，也不是普普通通的人。所以，我们通常在读了大量有关研究专著后，仍然对社会个人所遭遇的经历一无所知。相比之下，《王氏之死》一书从展开宏观的社会图景入手，再把镜头逐步拉近，最后聚焦到一个普通妇人的身上，通过对细节的描述，对穷苦农民内心的精神世界“重笔濡染”，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对普通人的情感遭遇和孤苦无依的生存状况有了深刻的理解。
着眼于社会微观层面和普通民众史学著作还有很多，例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明朝万历十五年（年）为横断面，由几件看似细枝末节的小事着手，随意起笔，边叙边议，深入地剖析了十六世纪明朝的社会背景。孔飞力的《叫魂：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清朝年的叫魂案为切入点，通过精细入微的笔触、轻快流畅的行文，展现了各省的恐慌如何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把一个历史时代的总体面貌通过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生动地折射出来。这些书籍研究视角向下，把细节放大，是微观主义史学的典型代表，既引发历史工作者对史学探究方向与意义的思考，又让一般读者得以理解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
另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就是，王氏是一个普通的下层农妇，而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将一些细节剥离出来，展现出一个“小人物”的生活，是困难的。因为这些“小人物”没有名没有姓，没有社会地位，而他们的生活事迹是具体的、独特的，必须对他们的具体生活进行考察，但是相关资料是相当少的。而且选择研究一个怎样的“小人物”也很重要，对社会生活进行微观层面的研究，并非单纯为了凸显个体相对于其他人的独特性，而要尽可能使研究对象具有认识意义，也就是说，所寻找到的“小人物”必须具有能够折射出“大历史”的代表性。因此，史料的选择既要全面，还要多样。除了有关政府、国家机构、社会经济、人口统计等官方史料外，还得搜集有关下层人民的史料，比如私人档案、口述史料、有关普通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的资料，可见难度很大。史景迁注意到“中国人对国史和县史的撰写至为周备，地方记录却多半未见保存。我们通常找不到验尸官验尸、行会交易、严密的土地租赁记录、或教区出生、婚姻、死亡记录之类的资料”。
因此，他在史料的选择上另辟蹊径，颇有创意。他主要使用了三种史料：曾任郯城知县的冯可参在年主编的《郯城县志》，官僚学者黄六鸿于年编纂的个人回忆和官箴《福惠全书》，以及蒲松龄的神怪小说《聊斋志异》。这种组合方式非常具有创意，地方方志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再常见不过，在中国史学家厚重的历史叙述风格中，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不过是一堆数据和枯燥的征引。在书中地方志以官方的视角，对郯城百姓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描述，使读者产生宏观的印象。而士大夫的个人回忆则以个别例子描述了自己对行政和法律的观点，为该书提供了具体“小人物”生活细节的来源。而如何细化这些“小人物”的情感、心理和观念，作者引用了大量来自文学作品《聊斋志异》的描述进行刻画，从而构建了书中“小人物”的心灵图像。尽管这种借助文学作品，对历史细节进行推测和想象的做法也引发了史学界不少争论，但是它一改传统史学宏大叙事的高度理论性，再现了个体的生活与情感，使历史变得生动而具体。历史教学中的“小人物”与“大历史”
读了史景迁的这本小册子，联系到自己的历史教学，也得到了一些启示。我们的高中历史课，习惯着眼于宏观角度，注重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强调的是学生对学理知识的掌握，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述高度浓缩，为讲“大历史”而不见“小人物”，省略了大量的历史细节。同时，我们的教材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也十分粗略，用非常简短的文字就进行了高度概括，这些事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曾是那么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从教材来看，它就仅仅成了沧海一粟，被极其轻描淡写地略过。所以高中三年，学生经过了相当系统化、理论化的历史学习，头脑中对历史的印象还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对我们的社会和过去，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感，无法与历史人物产生情感共鸣。事实上，很多学生表示喜欢历史，但不喜欢历史课，课上不认真听，倒是课后喜欢阅读历史读物，浏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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