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文山东泰安人,年生,从事教学及科研55年,至今未断。现任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年被评为首届“江苏社科名家”。大学毕业——“经国家考试合格,换取专家证书”大学四年,终生难以忘怀。我们班上50多位同学,有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调干生。大家思想都很单纯,遵守校纪校规,听党组织的话。班上共产党员多,有党支部、团支部,我在入学第二年加入共青团。南京大学在年前原名中央大学,设于成贤街。那里地方小,无法进一步发展。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将工学院留在原址,成立南京工学院,而将文、理学科院系迁往地处天津路、汉口路的金陵大学,合并建立新的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周边空地多,有许多菜地、农田、树林、高坡,甚至还有坟地。依照5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设想,像南京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要发展成万人大学。当年我们入学时,南大的学生有人,原来中央大学的一些社会学科、经济学科、法学院系,不是被撤销,就是被并入其他大学。当时,文科只剩下中文、历史、西语(英、德、法语)和俄语系。我们入学时,生活标准都很低,伙食标准每月9元3角,应届高中毕业生由国家全包,各种费用全免,调干生也只缴纳伙食费。那时南大没有像样的学生餐厅,只在南园盖了两个特大草棚。学生用餐、全校师生大会,包括学生晚自习都在这两个大草棚内。学生用餐,8个人一桌,每顿饭都由一个学生轮流值日分菜,每人一份。草棚中央放着若干大饭桶,学生自由取饭,从未感到不够吃的。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大学教育全面学习苏联,否定欧美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当时两种教育制度优劣在何处,对刚入学的年轻人来说,根本就弄不清楚。我们级新生每人收到一个小型的蓝布封面记分册,最后一页印着学习完毕“经国家考试合格,换取专家证书”。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怎么会成为专家呢?没有哪位老师解释过,那个时候也未看到哪个系的同学参加过国家考试和获得专家文凭。这大概也是苏联教育制度的一个表现吧!历史系除开设两门通史课程及一些历史学选修课外,还开设了几门考古学课程,如梁白泉先生讲授的“原始社会史”,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长讲授的“秦汉考古”。曾院长是中国著名的女考古学家,早年留学英国,终生未嫁,是晚清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后裔。在阶级斗争意识泛滥的年代,这种无法选择的出身成为沉重的政治包袱。年她在南京灵谷寺跳塔自杀,十分遗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居住条件简陋以及人们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在集体生活环境中,各种寄生虫很多,当时南大学生宿舍有很多臭虫或跳蚤,大家想方设法灭虫。除在床缝里抹上许多六六粉等杀虫剂外,到了夏天,学校多次集体行动消灭臭虫。总务处在南园空地上放一些大铁桶烧开水,许多同学将自己的草席放进滚开的热水中,将臭虫烫死。这种土办法确实有效。几次灭虫大战,南园宿舍的臭虫基本被消灭光。这段校园生活俭朴而又快乐。新中国建立以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多数民众生活在紧张的政治空气之中。南京大学师生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表现活跃。在“大鸣大放”阶段,有几件事很有影响。一是南京大学部分师生在新街口的《新华日报》社贴大字报。在其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当时学生与市民群众堵塞了新街口的交通,这件事惊动了毛泽东。另一件事是毛泽东批评南大党委书记陈毅人右倾。当时陈对压制群众大鸣大放的做法有些想不通。再一件事就是历史系讲师刘敬坤(中央大学时期中共地下党员)在南大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是什么东西害了南京大学”,向南大党委提了几条在今天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缺点。后来,刘敬坤被打成“极右派”,送去“劳动教养”。还有一件事就是学生冲击斗鸡闸“将军住宅”。年至年间,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上将住在南大附近的斗鸡闸(原何应钦公馆,今为南京大学国际交流处办公室)。斗鸡闸大门坐落在当时较为简单的南大北园校门之内。钟期光经常晚上回家甚迟,座车司机常与南大门卫发生纠纷,从而引起部分学生不满,认为钟期光上将搞特权。大鸣大放阶段,不少学生贴钟期光将军的大字报,向斗鸡闸院内扔石块。这些学生后来有的也被划为右派。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年7月开始毕业分配,照例学政策、表决心、宣布分配方案、整理行装、办理离校手续。时间大约一周到十天。那时,我们每人都要表示决心,服从分配,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时期政治空气仍十分浓厚。经过年反右派斗争,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有人提出,大学毕业生的待遇太高了,要降低一些。大学毕业生的工资由最低59元降为53元。新形势下,我们年毕业生到底去向何处?这是应届同学最为关心的。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以祖国需要为理想,甚少有同学想回原籍工作,只希望有一个专业对口的岗位。当得知我班分配方案有4名去青海、3名去山西、2名去黑龙江等边远地区后,不知为什么我总认为自己可能被分配去青海,因此整理行李用品做了去青海的准备。有一天走在校园内,遇到校团委书记潘洁同志。她向我打招呼,告诉我说:“你留校了。”听到这一消息,思想上并未荡起太大波澜。我到历史系报到,当了一名历史学科的助教。体育“大跃进”,“挑灯夜战”求及格年,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号召下,农村掀起了建设人民公社的高潮,城市则开始到处大炼钢铁。面对三面红旗,南京大学师生不能置身事外,必须要以实际行动积极投入。南京大学大炼钢铁,是由历史系我们班级开始的。当时,中共中央提出15年“超英赶美”,全国要年产万吨钢。我们年级虽面临毕业,在党支部带领下,仍最早投入了炼钢行动。我们在南园8舍南面东南角的平地上,挖了一个大坑,大约有一人多深,从化学系实验室借来一个坩埚。这种坩埚是用来熔化金属或其他物质的,它多用陶土或白金制成,能耐高温。我们把所谓“炼钢原料”放入坩埚,点着燃料,用鼓风机吹,其中的温度至少度以上,我们这些科技盲也搞不清楚如何操作,总之,将原料都熬化了。班上指定我和周继中两人,穿着耐火衣,手持钢钎在坩埚内搅拌。由于温度过高,在坑边也只能停留十多秒钟,最后用大金属夹子将埚提出来,把“钢水”倒入预先准备好的灰堆上,等待冷却。炼出来的是钢还是铁渣,谁也搞不清楚。这种行动,获得校党委的充分肯定。接下来,大炼钢铁在全国遍地开花。南京大学指定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学生炼钢铁。中文系由政治辅导员陆锡书(后来调到南京建筑工程学院任党委书记)负责,历史系则由我和吕作爕老师负责。我们带领学生在上海路和金银街交汇处路西的空地上,用耐火砖砌了一个小高炉。这些耐火砖主要是同学从校内民国时期建筑“小洋房”的壁炉中扒出来的,还拆了校内一些房屋的钢窗。当时,孙叔平副校长住在小粉桥一号(今拉贝故居),同学们去他家拆壁炉时,听说他十分不高兴,也只好忍着。同学们还到其他地方弄来石英石、铁矿石等原材料,就这样敲敲打打地炼起来,却也炼出一些“钢水”。由于把钢窗也拿来炼钢,同学们戏称是“以钢炼钢”。大家抬着炼出的“钢块”,扎上红绸子,敲锣打鼓地去党委报喜。校党委书记、校长郭影秋站在戊字楼前热情地给同学们以鼓励。有一天,炉子坏了,同学们昼夜连续干了几天,十分劳累,我和吕老师决定让他们回南园宿舍睡觉休息。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南京市政府决定第二天“放卫星”,要全市炼出××吨钢。南京大学也接到通知,要报告钢产量,而我们的小高炉炉膛坏了,怎么办?历史系党总支要求我们立即把同学喊回来修炉子。我说炉子修好,也干不了啊!我勉强快步去南园学生宿舍大声喊同学起床,赶快去工地修炉子。当时,我和吕老师已几天几夜守在高炉旁,累得眼睛一闭就打瞌睡。我们只好买包香烟抽,以刺激一下神经,坚持工作。大跃进不光大炼钢铁,所有工作都要大跃进。最典型的是体育也要大跃进,当时规定同学的体育成绩都要达到劳卫制合格。其中百米及格成绩为13秒8,许多同学达不到。于是“挑灯夜战”,晚上一次一次地在操场上跑。有的干脆弄虚作假,当同学跑出10米之外,才开始掐码表计时,这样成绩自然合格,班干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着没看见。大跃进,这种史无前例的盲动行为,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当时不断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共产主义似乎已在眼前。有的群众扬言“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干部能下海,群众能擒龙”。许多干部头脑发热,说现在粮食亩产万斤,粮食多了,要赶快盖仓库。南大党委副书记陆子敏一天晚上在大礼堂召开的全校党员大会上说:“南大明年吃饭不要钱。”全体党员热烈鼓掌。年下半年,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社会破坏性已经开始显露。彭德怀回湖南家乡调查,将发现的诸多问题,坦诚地报告毛泽东主席。可是,庐山会议却批判彭德怀为右倾机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这种斗争,按照以往做法,会上挂下连。南大也批判了两位中层干部,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宣布他们的所谓错误。历史系经过摸底,两位老党员教师受到批判,一位被批革命意志衰退,一位被批闹个人主义,他们两人多次在党支部大会上作检查。年,人们的生活日用品开始紧张起来,各种生活必需品要凭票供应。学生时代,我的饭量大,大家混在一块吃食堂,显不出来。毕业留校后,教师每人每月28斤粮票,我一个月的饭票20天就吃光,每个月都由系里的女教师和刘可文支援我。年以后,大家肚子里的油水少了,连带粮食也紧张了。我和妻子刘可文每天计划着吃粮,有时晚上饿得不行,两人把第二天的早餐也吃掉了。老师们都在校园里或宿舍旁种菜,有的还种胡萝卜和蚕豆,作为主食的补充。各个系都把校园里的草坪挖掉,集体种蔬菜。我常带领全系教师种菜,收割后只能卖给南园食堂,不许集体私分。我们把卖菜的钱积攒起来,抽空一起到街上高级餐馆吃一顿。一方面解馋,另一方面也是想增加点油水。困难时期,政府允许一部分餐馆高价供应鱼肉等荤食,食品店也有高价点心供应。记得有一天,我系种菜已经攒了一些钱,决定全系教职工去中山陵博爱坊左侧的餐馆吃鱼。全体老师乘公共汽车下午3点多钟到达,先占好餐桌席位,在那里看书聊天。5点多钟吃完饭后,纷纷起身乘车回城。那一天特别冷,我因吃了荤菜,加上天冷受凉,回到家后,半夜里上吐下泻。这顿饭,营养没有补上,反而遭了罪,得不偿失。由于家家户户粮食紧张,副食品供应不足,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闹浮肿。有人饿了,就吃辣酱、喝酱油。当时说,三年经济困难,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华大合唱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的。我们认为天灾和苏联逼债是客观事实,那时大量优质农产品输往苏联,如花生、鸡蛋等,但是人祸尤为重要。大跃进、人民公社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破坏了生产力,搞乱了生产关系。年某日,南大师生突然得知要准备打仗年10月的一天下午,大约4点多钟,学校广播台通知,要求全校教职员工迅速到大操场集合,听候传达“重要指示”。不久,校军宣队王政委乘吉普车从省里赶回学校,在大操场宣布了林彪的第一号战备命令。说现在要准备打仗,疏散人口,全校师生全部步行去溧阳农场,次日晨7时在校门口集合,留气象系守护校园。这突然的决定使全校多名师生毫无思想准备,教职工们来不及安排家庭生活,老人小孩也无法安顿好,甚至有的老师身边没有粮票,外出怎么生活。我的邻居孟克夫妇(后来孟克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有两个年幼小孩,儿子10岁,女儿7岁,无人照看,只好请同事家属代为照应。南京距溧阳农场华里,学校安排步行4天,平均每天走50华里。大家背着如解放军那样的行李卷,成群结队一步步走在宁杭公路上,晚上住宿在农村,或公共场所,或农民家里。我走到第二天大约90华里时,脚上已经磨出水泡,无法再继续行走。学校安排了卡车随行,沿途收容“残兵”、病号。我上了汽车,提前到达溧阳农场。溧阳农场是果园,属溧阳县辖区,有三个小队,分别种有苹果、桃子和梨。在果园南约五华里的村镇称“旧县”,这里本来是溧阳县城所在地,后因无水源而南迁50华里重建了新的县城。南大溧阳分校建在果园,没有水源无法生活。匡亚明校长命令地质系著名的找水专家肖楠森教授,必须在果园打出水来,不然不放他回南京。肖楠森没有办法,只好在二队水塘边打了一口井,塘中有水,井里就有水;池塘干枯,井里也无水。南京大学一下子来了多名师生,果园怎能容得下来,只好分散到周边农村居住。果园都是大房间,教职工们铺上稻草睡地铺。平时,洗脸、刷牙、喝水都用塘水。水缸里放上明矾,将泥污沉淀下去,就可使用。有时,教师在水塘洗漱,旁边就有农民洗菜、刷马桶。各种污水混杂在一起,对教师的思想、生活都是考验。对大多数南大教职工来说,从来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离开自己的家。在果园农场平时不放假休息,学校将每个月的四个星期天集中起来,放大家轮流回南京与家属相会或料理家务。教师们都盼着回南京的那一天,常常是学校大客车一进果园,休假的教师们都呼喊着“来了”、“来了”,接着蜂拥而上。那时,汽车司机是很神气的,背着手在车前走来走去。熟悉的教师常央求他们捎点农产品回南京,“臭老九”的颜面扫地殆尽。在农场,大家生活都很简单,穿着补丁裤子老土布衣服。我系一位职工在腰上还围上一条自编的草绳,像叫花子一样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老师们感叹不已。有的老师学会了理发,还有的老师学会做煤油炉,自己烧点好吃的。碰上休息日,三五成群去上新镇玩,在镇上胡乱转悠一趟,最远时可跑至南渡镇,在那里洗个澡,往返有30多里路。我们近现代史教研室的教师们同住在一个草屋里,晚上无聊常拿王栻老师开玩笑。他的胃不好,夜里要吃饼干,黑暗里常弄出响声。次日,有的老师说:“夜里有老鼠!”王老师一笑置之。晚饭后,王老师常一个人跑到公路上吃东西。公路上无灯,黑灯瞎火的。老师们迎面而上,用手电筒一照,王老师两腮鼓鼓的,很不好意思。虽然是恶作剧,但因为王老师已经“解放”,相互开玩笑还是轻松的。有一天,我们发现草屋电灯的电线断了,而且断口十分整齐。有的老师十分紧张,认为一定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赶快报告学校保卫部门。保卫干部来检查后,认为是老鼠咬断的,不是阶级敌人干的。可见阶级斗争的观念对人们的影响有多深啊!“文革”中,许多人无所事事,有的养金鱼,自我排遣。社会上到处流行“鸡血疗法”,或在瓷盆里培养“红茶菌”,说是喝了可以治病。大家看不清国家的前途和未来,中国向何处去?人们忧心如焚。俗话说,物极必反。“四人帮”作恶多端,年,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把历史搞得颠倒、混乱。许多干部、革命家被打成黑帮、坏人、反革命、走资派。他们的历史贡献不仅被一笔勾销,而且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读书无用论”,使许多中学生不念书,不学历史。他们甚至连刘邦、汉武帝都不知道是谁,历史知识一片空白。邓小平拨正中国发展航向,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急需恢复真实的、正常的面貌,学生们亟待加强历史知识的学习。年,在邓小平的指示下,高等学校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江苏社科名家文库·张宪文卷ISBN-7---年6月第1版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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