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历史教师，教研组长。
闻道与传道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说到读史，我更偏爱历史学家们的一些专题论述、札记或随笔，原因无他，懒。相较于需要“斋戒沐浴”、端正身姿、虔诚心态的皇皇巨著，这类史书灵动、轻巧，随处开始随处停下，少有“高山仰止”，更多“吾心悦之”，当然，平心而论，这类史书更多的是史学家们妙笔下呈现出纵横捭阖后的高屋建瓴与下自成蹊的丝丝感悟，一朝闻道、引人深思。寒假间隙，断断续续的再次阅读起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体会更胜。
01一个“坏制度”的诞生
早在学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时，我就觉得“唯出身论”的九品中正制是个异数——一个的典型的“坏制度”。虽然九品中正制是为纠正汉代以来“乡举里选”的察举制主观性太强的弊端而日益客观化的结果，但是我仍然不能理解，何以时人会认为“出身、门第”可以作为“选官（才）”的客观标准，毕竟，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这个困惑一直未解，《中国历史代政治得失》一书使我豁然开朗。
书中，钱穆先生虽未论及九品中正制，但是，他在评述汉代察举制时阐述了一个现象，一个用现在的话来讲叫做“书二代”的现象：
“古代社会，读书机会不易得。古代书籍都用竹帛书写，很少纸张，更无印刷。……古代书本必得传抄，一大片竹简只能写二十来字。抄一本书，费就大了。帛是丝织品，其贵更可知。而且要抄一本书，必得不远千里寻师访求。因此读书求学，便有着绝大限制。但若你生下来便在一个读书家庭中，那一切困难，便都易解决了。因此当时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因此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
汉代察举制，大体来说，“最先必进学校读书，才获补吏，补吏之后，才获察举”。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书二代”逐渐变成了“官二代”，而“官二代”一般都是“书二代”，读书毕竟是获得才学的重要方式，所以，家世门第便与“书”（“才”）逐渐联系起来了。至于“士族门第”，钱穆先生论述道：
“只要家庭里有一人做到二千石的官，他当一郡太守，便可有权察举。他若连做几郡太守，他便是足迹遍天下，各地方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门生故吏；……（以后，其中）若有人来到他的郡里做太守，必然也会察举他的后人。……汉代选举每郡只有几个名额；于是却永远落在几个家庭里。如是则每一郡必有几个像样的家庭，这便造成了将来的所谓‘士族门第’……”
综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九品中正制，它所依据的“家世门第”非我们惯常理解的纯粹看出身的血统门第，而是书香门第，非封建贵族，而是钱穆先生说的“书生贵族”，因为，在当时，家世、读书、才学三者确实是紧密联系的。
魏晋时期，一方面“中原横溃，衣冠道尽，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己。”（《儒林传·序》），另一方面“乡里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乎。”（《儒林传·序》）。官学与私学的全面衰落更加凸显了“世家大族”书香满门的现实，世家大族能出人才也成为不争的事实，由此，九品中正制依据家世门第来选官确实是当时环境下必然而正确的选择。
九品中正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弊端越来越明显，“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严重的阻碍了社会人才的发展，阶层的固化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于国于民均为害。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就其原始用意，实在也不算“坏制度”。我们常说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的看待历史上一切的“好制度”与“坏制度”，也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得到正确的经验与教训。钱穆先生曾说：即使是一项好制度，“若能永久好下去，便将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是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
02唐中宗的“斜封墨敕”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论及唐代的政府组织时说了一个“斜封墨敕”的典故：唐中宗不经两省而自行封拜官职，“故他装置诏敕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斜封墨敕’。此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中书、门下两省，而要请下行机关马虎承认之意。在当时便被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之事，因此在历史上传下。”
我们可以提取到这里的几个信息：皇帝诏敕必须经中书、门下两省同意才是正式、被承认的；皇帝对自己未经两省而封官的做法“心怯”、难为情故才斜封墨敕；时人认为皇帝这一违规操作，需记录警示后人故大书特书。而以上这些信息显然与我们一贯认为的“君主专制”这一“主旋律”有些不符。但细读下去，疑惑自解。
1、唐代三省的职权分配与决策流程
中书省：唐代凡是重要政事均由皇帝下敕而行，但皇帝自己并不拟敕，由中书省拟定。“中书舍人拟稿，亦由诸舍人各自拟撰，是谓‘五花判事’，再由中书令或侍郎选定一稿……成为正式的诏书，然后呈送皇帝画一‘敕’字……”，即为皇帝诏令送达门下省。所以“唐代政府定旨出命之权实操于中书省，皇帝只同意画敕而已”。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专制时代君为臣纲，中书省拟敕时难免不会揣度皇帝喜好，但是皇帝的任何命令必须由中书省拟定亦是事实，又或者说，皇帝的意思必须要变成中书省的意思才合法合理。
门下省：门下省接到诏书后加以审查，“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审，则驳正违失。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新唐书·百官志》）。涂归即封驳、封还，“若以今日惯语说之，门下省所掌的是一种副署权，每一命令，必须门下省副署，始得发生正式效能”。由此可见，门下省审议、封驳的权力不仅仅是对中书省而言，应还包含了对皇帝的封驳，因为中书省的诏书是皇帝画了“敕”的，所以一旦涂归，皇帝的“画敕”也便无效。
尚书省：诏敕由中书省定旨、门下省审议后，送达尚书省执行。
政事堂：由于一旦出现门下省涂归的情况，则此道命令即皇帝的“画敕”亦等于无效，所以为了提高效率，唐代又设立了中书和门下省的联席会议即“政事堂”，开始在门下省进行，后来又改在中书省召开。
“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侍郎皆得出席，若尚书省长官不出席政事堂会议，即事先不获预闻命令决夺。故唐人目光中，须中书、门下始称真宰相”。唐代尚书省制时有变化，有时尚书省内主事官若得参政的兼职，则可以出席政事堂会议，但就总体而言，尚书省只管执行命令，不管命令制定。
2、对“君主专制”的认识
唐代政府的最高机构显然是政事堂，凡是皇帝命令，在“敕”字下，须加盖中书、门下印也就是说必须经政事堂通过，然后才能送达尚书省执行。否则，即被认为是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故说‘不经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何名为敕’，这仍是说一切皇帝的诏命必经中书、门下两省，其实则皇帝的诏敕，根本由中书拟撰。”因此，唐中宗才会心怯的“斜封墨敕”，时人才会对此大书特书，称中宗所封之官为“斜封官”，而“斜封官”也为一般人看不起。
基于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三省六部制对皇权其实是有限制的，简单的说“三省六部制使相权一分为三，加强了皇权”过于武断。当然，唐中宗最终还是封了“斜封官”，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的刘袆之也被武则天砍了脑袋，而且这种事情在古代社会确实屡见不鲜，对此，钱穆先生说：
“中国的传统政治，本不全由皇帝专制，也不能说中国人绝无法制观念。但中国政治史上所规定下的一切法制，有时往往有不严格遵守的，此亦是事实。但严格说起来，则此等事总属胡闹，不可为训”，“中国过去的政治，……我们纵要说它是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它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学习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我们很容易的便得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趋势是“加强君主专制”这一结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此所谓“趋势”是一个最终的“趋势”与“走向”，如果说两千多年里的每一个变动都是“君主专制”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先后解读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中央政府组织，并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期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本着“论从史出”而非“以论搜史”的原则来看待历史，钱穆先生的这一论断当为真知灼见。
03“戍卒”、“贤均从众”等
我前面说更偏爱“灵巧”的史书，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史学家们通览古今、博闻强记，往往会在漫谈时信手拈来的说起一个个小典故，帮助我们从小角度解读大历史。在《中国历史政治得失》一书中，有这样两个历史的“小细节”我印象最为深刻。
“戍兵”。戍兵是中国古代早期的一种兵役，即到边郡当兵。戍兵的来回旅费、吃穿用度等一切费用均需自理，但是只有三天。
“封建时代国家规模小，方圆百里便算是大国了……到边疆戍守只要半天路程。若在边三天，前后共不过五天就回来了，这在封建时代，戍边不是件苦事，随身带着五天干粮就够。”由此，我们来想想陈胜、吴广起义，名戍卒从阳城出发，到了大泽乡遇到大雨，误了期限就要被杀头，迫不得已，揭竿而起。从阳城（河南）出发到渔阳（北京）戍边，虽然只有三天，但是路途往返怎么也得半年，这半年，家里少了劳力收入，还得自掏半年的衣服食宿费，在大泽乡大雨中凄苦等待的戍卒们未免不会愤懑，那么“迫不得已”之外是不是还有“忍无可忍”呢？至于秦始皇与满朝文武，殚精竭虑、创立新制，怎么就没想到现在国家变大了，戍边制度不也得跟着改改呢？不得而知。总之，后世便有了免戍与免戍费的制度设计。
《竹林七贤》，范曾绘“贤均从众”。
“春秋时期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那一人贤，就采那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是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即使在今天看来，我们心中一定会认为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而这未尝不是中国人的传统政治观与民族性。由是观之，古代西方民主创立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伯利克里更是要激发全城邦的公民来参政，相较之下，中国人确实却更期待“天降一人”的明君主政而少有士人主张民众参政；此外，汉代察举制不将选举权托于一般民众而由地方官行之，早期九品中正制也是更侧重以“状”（中正官写的评语）品人，是不是也与此有关系呢，毕竟官员是选贤以任的，自能博采民情舆论。
04写于最后——关于读史
作为一个历史教师，我总觉得历史教学是一个难以言说的过程，人类历史上下几千乃至万年，而我们却常常用区区百页纸的教材断章取义、指点江山。数不清的华彩归于一行平淡的文字，数不清的细节归于一句生硬的总结，而况还有无数的掩盖与遗失。在浩渺的“历史”面前，我们可能只是个“无知者”，但却要充当“传道者”的角色，如何渡过这一鸿沟，我想广泛的阅读是唯一法门，“闻道”书海，从“无知”去“求知”再去“传道”吧。
《中国历史政治得失》，钱穆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8月出版。
教育心语
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记忆，难免会在将来重蹈覆辙、陷入迷途。让民族记忆成为历史传承进而内化为国民意识，是人类文明时代的共识。正因如此，于“三尺讲台”上，我始终努力着尽自己所能地带领学生真实回溯历史、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感悟历史发展趋势，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我期望着能以我微弱的力量哪怕影响学生们的一丝一毫，我期望着21世纪的青年一代在历史的学习中，能够深深地感受我们脚下的土地和历经苦难的人民，真正的意识到自己肩上振兴民族、幸福百姓的历史责任与社会责任。如是，则是我觍颜作为一个教育者最大的成功！
——王莉
王莉，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历史教师，教研组长。区学科带头人，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区教学先进个人。曾获南京市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年阜阳师范学院（阜阳师范大学）毕业，历史教育学士。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http://www.liyangshizx.com/lyshj/7678.html
